不对。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会计记录的文字可以使用少数民族文字。(×) 使用中文,同时可以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文字。我国境内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会计记录文字都应当使用中文。在民族自治区的地方，会计记录可以用同时使用当地通的一种民族文字。
一、旧石器时代的计量、记录方法
简单刻记是原始人最初采用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他们通常以坚硬的石器作为刻划的工具，在石片、骨片等载体之上刻划出一排排单线条的浅纹道，或者是在树木或木板上刻出若干重复的缺口，形成通常只有刻划者自己可以体会出来的代表一定数量的标记，或是记载某种事物的标记。
在中国山西峙峪人（距今约28000多年）遗址，发现几百件有刻纹的骨片，有的刻着直道，数目多寡不一，历史学家认为那可能是用来表示数目的。而在同一时期的甘肃刘家岔遗址、北京山顶洞人遗址都发现有“刻纹的鹿角”。
二、新石器时代计量、记录方法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000年左右）之后，经济关系日渐复杂，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
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有相当一部分刻划符号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其中一部分作为计量、记录符号较以往进步明显。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母系氏族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们开始创造并广泛采用成套的刻划符号。
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刻木记事类型文物是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距今4500～3500年）遗址中的骨片，这些相对而言易于保存的骨片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产物，距今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些骨片上的刻记大体上有一定规格，缺口大都刻在骨片中部的两边，在四十片骨片上所刻下的缺口数量都在一至三之间。
陈红，1968年7月生，会计学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省重点学科－会计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兼副会长、云南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1991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会计专业硕士学位，2001—2002年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专攻国际会计，2006年获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讲师职称，2000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3年破格晋升教授。先后任云南财经大学财税系办公室主任，会计学院会计学教研室主任，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同时兼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会计学院副院长兼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会计学院院长兼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迄今为止，共在《会计研究》、《国际财务与会计》等国际和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经济学术论文80余篇，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和高教出版社出版《公司表外负债研究》和《会计学》等专著和教材5本，主持承建教育部“国际会计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和“会计学特色专业”两大全国重点建设项目，并主持云南省社科规划课题“中国-东盟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等省（部）级课题多项。专著《公司表外负债研究》于2009年获云南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文章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全文转载，论文多次获学校和省（部）级以上的优秀成果奖，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并获云南南省杰出会计工作者的荣誉称号。研究方向为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和公司治理，当前正在研究的问题有“资本市场下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和目标定位”、“资本市场下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评判标准及保障措施”、“少数民族会计史研究”、 “中国与东盟区内会计协调研究”等。 王民治，会计学教授，中共党员，会计学院党委委员，主持学院党委工作，分管党务、党支部建设、工会、函授教育等工作。1959年1月出生，1986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务会计专业（经济学学士），同年进入云南财经大学从事 “财务管理”、“管理会计”、“会计报表分析”、等课程的教学及研究工作，主编参编教材四部，曾先后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财务与会计导刊》、《财会通讯》、《经济问题探索》、《财经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企业战略型财务管理》、《刍议企业财务管理咨询业的机遇与挑战》、《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效应分析》、《刍论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成因及其治理》等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参与了多项省校级课题研究。1995年开始担任学校基层领导工作，曾先后担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云南财经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2008年12月起担任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罗莉，女，会计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国会计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会计信息系统》、双语课《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IT环境中会计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涉及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控制、投资者关系、计算机审计、会计学教育与教学等内容。曾在《经济问题探索》、《云南财经大学学报》、《会计之友》等杂志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曾有两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与会计导刊》全文转载；主持或参与省校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参与多本教材与专著的编写工作。多次获省校级先进会计工作者、优秀教师等荣誉。 余根亚，男，白族，副教授，1969年7月出生，云南鹤庆人。1993年毕业于重庆商学院（现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专业，2006年获得武汉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2005年任会计学院教务部主任兼评建办主任，2008年7月被聘为会计学院院长助理（兼）。长期从事会计教学与管理，先后讲授过会计基础、中国会计简史、企业财务会计、审计、会计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发展史、会计教育。参编教材及论文集4本，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及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现为云南省商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个人会员。兼任云南财税网咨询专家、云南兰茶坊生物产业有限公司财务顾问等职。陈永飞，男，副教授，副院长。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财务管理》、《财务信息分析》、《项目评估与管理》、《企业筹资与投资》、《旅游投资分析》等。三、主要科研及学术成果参与完成省级横向研究课题2项；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10篇；参编专著2部；担任副主编编写出版教材1部；参编教材4部；参编全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财务管理》考试指南2部（人民出版社；2005年、2006年）；参编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财务管理》考试指南2部（人民出版社；2005年、2006年） 徐良金，男，汉族，出生于1971年5月2日，籍贯，云南宣威。1993年考入云南财贸学院就读于工商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并于1997年7月留校工作。曾先后在校团委、评建办、会计学院工作，曾承担过会计学院团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和工作。连续三届担任会计学院党委（党总支）委员至今，并于2008年到保山市汉营村作新农村指导员工作。现任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在任职期间曾多次获得过省、校级“优秀团干部”、“九九世博会开幕式排演先进个人”、“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工作者”、“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优秀班主任”、等称号，在担任班主任、团总支书记及办公室主任期间，所在集体多次荣获 “先进班级体”、“优秀团支部”、“云南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云南省五四红旗团委”、“云南省高校工委优秀党支部”等称号。
中国古代记账方法的发展一、旧石器时代的计量、记录方法简单刻记是原始人最初采用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他们通常以坚硬的石器作为刻划的工具，在石片、骨片等载体之上刻划出一排排单线条的浅纹道，或者是在树木或木板上刻出若干重复的缺口，形成通常只有刻划者自己可以体会出来的代表一定数量的标记，或是记载某种事物的标记。在中国山西峙峪人（距今约28000多年）遗址，发现几百件有刻纹的骨片，有的刻着直道，数目多寡不一，历史学家认为那可能是用来表示数目的。而在同一时期的甘肃刘家岔遗址、北京山顶洞人遗址都发现有“刻纹的鹿角”。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大多数刻划线条与所刻缺口都含有一种具体数的概念。而直观绘图记数、记事方式则是与简单刻记并存的一种计量、记录方法。原始人的抽象思维活动能力还较为低级，他们在绘图表现方式上反映出一种顽固忠实于自然原型的写实性。通常他们面对所要表现的事物，绘形绘色，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力尽其详。如果一个部落的原始人当天捉住了四头牛，便会在手边可以取得的骨片或穴居的山洞的岩壁上尽其所能、仔细地绘画出四头牛的完整图形。在中国山西峙峪人遗址中，就发现既有反映人们捕获羚羊的绘图骨片，也有反映人们捕获落网的鸵鸟的绘图骨片。二、新石器时代计量、记录方法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000年左右）之后，经济关系日渐复杂，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一）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演进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有相当一部分刻划符号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其中一部分作为计量、记录符号较以往进步明显。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母系氏族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人们开始创造并广泛采用成套的刻划符号。现今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较为完整的成套刻划符号，是西安半坡村人（距今6000年左右）与临潼姜寨村人所应用的刻划符号（图在下面）两图所列示的陕西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区内所使用的刻划符号具有共性。这些符号中既有数字刻符，又有模仿事物形态的象形刻符；其中一些数字刻符成为当时关中三万平方公里范围内通用的数字，在刻划与摆列上几乎是一致的，并且这些数字还为后世所沿用。这是人类的原始计量、记录时代在计量、记录方法应用方面所发生的一个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历史性进步，它为人类萌芽时期会计的演进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二）新石器时代的刻木记事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刻木记事类型文物是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距今4500～3500年）遗址中的骨片，这些相对而言易于保存的骨片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产物，距今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些骨片上的刻记大体上有一定规格，缺口大都刻在骨片中部的两边，在四十片骨片上所刻下的缺口数量都在一至三之间。类似的刻骨在西宁朱家寨考古发掘中也曾有过，都是为记数与记事所用，这些发现都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的“刻木为契”传说。刻木记事在我国史书中多有记载。《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北方突厥人刻木记事的情况，《旧唐书·西南夷传》也记载了当时我国南方边远地带一些少数民族采用刻木记事的事实。在中国近代，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基诺族、布朗族、佤族和景颇族都曾用过刻木或刻竹记事方法，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用于记数、记事的木片或竹片，其方式与柳湾出土的刻骨类同。如独龙族用刻木的办法登记借贷账目，凡借钱于人，按所借钱数的多少，在木版上刻上相应的缺口；归还多少，便削去多少缺口。此外，四川木里县的摩梭人进行刻木记数、记事所采用的刻划符号看起来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人、柳湾人的数字符号及刻写方法如出一辙。（三）新石器时代的绘图计量、记录法绘图计量、记录法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所应用的直观绘图记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方法的历史性进步在于，为了计量、记录的简便易行与易懂便认，将复杂具体事物的形象抽象为简明扼要的图画符号，并最终以图画符号表现经济事项的数量关系，显示计量、记录的结果。旧石器时代的猎人的绘画都是非常具体的。然而，到旧石器时代后期，猎人已经开始改变旧日习惯化的写画方法，他们只想尽可能用少许几笔，就能表示出可被认识为一头野牛的主要特征来，比如，用一对牛角代指一头完整的野牛。当然，这种绘图计量、记录方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与后来图画文字切近的抽象绘图记数、记事法主要产生、应用于新石器时代。人类所创造的萌芽形态的文字，相当大一部分起始于绘画，在经历了直观绘图记事阶段之后，便因陆续采用抽象的图画符号，从而形成要进一步的象形符号，而这种象形符号便为后世象形文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三、原始社会末期的结绳计量、记录法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原始的会计计量、记录方法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结绳计量、记录法是原始人通过结绳记数的方式对经济事项进行计量、记录的一种方法，它是人类会计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结绳记事法应用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史书上对结绳记事的记载可谓屡见不鲜，其研究结论也基本上一致。在东汉武梁祠浮雕上有“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的记载，也就是说伏羲氏在做部落首领时，借助八卦及结绳记数、记事等方法管理部落生产活动及日常生活，并具体描绘了结绳的情形。伏羲氏是我国父系氏族时代初期活动在淮河流域一带的一个部落里的首领。他所领导的部落生活地域濒临淮河，水域宽广，渔业相当发达。根据考古发现的陶、石网坠分析，那时凡是大一些的鱼网，通常采用石质网坠，由于负荷较重，网上绳结相应要大一些；而凡是小一些的鱼网，一般则采用陶质网坠，因负荷较轻，网上绳结相应要小一些。人们正是在终年累月的结网捕鱼生涯中，从中领悟到结绳可以记事记数的道理。这种分析与历史书记载上的结绳记事所产生的年代、地域具有一致性。至于如何结绳记事、记数，后世史书中也有较为具体一些的记载。《周易正义》中讲“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 即要记录重要的事情，便在绳子上打一个较大的绳结，如果记录不重要的事情，则在绳子上打一个较小的绳结，绳结的多少依据所要记录事情的多少而定。南宋《路史》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史书上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结绳记事、记数法应用的事实记载。《唐会要》记载：吐蕃人“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即是说吐蕃人在文字发明之前通过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方法订立契约。宋代大儒朱熹也在文中记有类似的史实，“结绳者，溪峒各蛮，犹各有之。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时，以及人民粮草之属，刻板为记，都不相乱。”此外，在宋代，“鞑靼人调动军马，或结绳为约，或刻木为契”，其结绳刻木之法达到应用自如状态。明清时代顾炎武关于“遵义军俗以射猎伐山为业，凡交易，刻木为书契，结绳以为数”的文字也说明了遵义地区以打猎为生的原住居民借助结绳记数、记事方法记录日常交易货物数量的事实。从以上史书不绝记载的情形可见，结绳与刻木记事、记数之法一直为我国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所用，并已形成为一种具有通用价值的传统方法。近百余年来，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依旧采用结绳计量、记录法。“苗民不知文字……惧有忘，则结于绳。”除苗族之外，解放以前怒族、佤族、独龙族、高山族、僳僳族，以及西双版纳的基诺人都曾采用过结绳计量、记录法。1．佤族人应用结绳处理债权债务佤族人把一根绳索高挂于墙上，用于记载与清算债权、债务账目。他们将一根用来记数或记事的绳索分为三个区间，分别代表放债数额、放债利息及放债时间等不同的反映内容。如在绳的上部结出三个大结，便表示已借出去三元滇币（1949年解放以前云南地区通行的地方货币——作者注），在中部结出一个大结和一个小结，表示每半年应收一元半滇币的利息，而在绳的下部所结出的三个大结和一个小结则表明上述债款已经借出去三年半了。2．基诺族人以结绳记录征收物品基诺人为举行公共祭祀活动，统一规定以全族的个体家庭为缴纳单位，每户应缴纳两只鸡、三筒米，这一活动由酋长委派负责公共收支的“纳俄罗”（即原始部落中的兼职会计人员）监督执行。征收之前“纳俄罗”先向每户户主取一根绳，并当面将应交纳的实物如数打结反映，一个双重结表示两只鸡，三个单结表示三筒米。如某户先交一只鸡，“纳俄罗”便把原来的双重结解开变为单结，表明尚欠一只鸡。如两只鸡与三筒米全部交完，“纳俄罗”便会全把绳结全部解开，把绳子烧毁，以此表示此户已交清全部物品。与远古时代一脉相承的结绳计量、记录法，在近代、现代社会边远地带少数民族中坚持实行这种情况表明，结绳计量、记录法是人类在史前时期所创造出来的帮助人们记忆的一种特殊方法，它的简便易行使它得到广泛应用，并在世界上落后的经济区域里一直被递演继承下来。结绳已表现出后世账簿记录的原理，它大体上明确了表现某种“账目”的几个要素，如记录对象、应记数量、数量发生变化之后的表现方式，以及在这一“账目”结束之时的最终结果。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会计史学家认为结绳计量、记录法不仅是人类在史前阶段具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而且也是其后人类会计思想、会计实践演进、发展之基础。同时，由于结绳记事、记数方法又同时具备了数学、统计及文字表意等功能，所以也被认为是数学、统计及文字的起源。一、书契记录方法的基本特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所谓“书契”，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书，庶也，记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契，刻也，刻识其数也”。“书”的基本含义是指将人们要表达的事物记录在相应的载体之上；“契”字上部分左边为“丰”，代表刻划在载体之上的数字或事物的形状，右边为“刀”，代表刻划的工具，所以“契”的基本含义便是运用坚硬的工具在载体之上进行刻划，通过刻划来记录数量和事物。原始社会末期的“书契”并非只涉及经济这一个方面，但中外学者迄今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书契”文物却是一张账单，直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才开始发现账单、契约和符号表以外的文献”。会计史学研究者认为，作为经济类“书契”记录方法，是由文字、数字、实物计量单位三要素构成的一种为社会所公认的通用记录方法，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必须是用文字记载的。这些文字可以是原始数码，或是象形文字，也可以是甲骨文字等，不通过文字记录就不能称之为书；第二，必须是以刻记为主要特征。即用契刀将文字刻在龟甲兽骨或竹木之上。非刻记方式不能称之为契；第三，作为书契在记录时必须遵守相应的记录规则。无论是记数，还是记事均应如此，收藏保管也和以往不同，不能随心所欲。二、书契记录方法的创造书契记录方法萌芽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初期。在这个时期，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剩余粮食的数量已相当可观，畜禽饲养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制陶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金属冶炼事业也已经出现；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进一步扩大；这一切导致交换关系也复杂起来，不仅有了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换，而且还有家族之间，以至于各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仅有临近地区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而且还发生了远距离交换的情况。古书中“祝融作市”以及 “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等记录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交换关系发生的情况。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经济的这些显著变化，对经济事项的计量与记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结绳记事”与简单刻记一般只能反映经济事项的静态、比较简单的经济事项，而不易反映动态的、比较复杂的经济事项。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原有的计量、记录方法却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必然引起计量及记录方面的革命，这些原始的记数办法便自然而然地易位于新的经济核算方法。（一）文字的创造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他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关于中华文字的起源，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史官仓颉想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衔着的一片树叶正好掉落在他面前，上面有个明显的兽蹄印，但仓颉却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向猎人请教。猎人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大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让仓颉把这些字传授给九州酋长，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上述传说虽不足为据，但其内涵却不无道理，这就是文字从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便有了原始的文字。单式记账法向复式记账法的过渡——三脚账自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产生，客观上要求改变旧有的经营管理方式和会计核算方法，建立新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新式会计核算方法与其相适应，“三脚账”应运而生。（一）三脚账的基本原理“三脚账”，又名“跛行账”，用“三脚账”作为这种账法的名称，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这种记账方法，对于非现金交易的转账事项记录两笔，是复式会计记录，人们形象地把这种会计记录比作“两脚”；对于现金收付事项，则只记现金对方一笔，是单式会计记录，人们形象地将其比作“一脚”，合称“三脚”，反映出这种账法的基本特征。“三脚账”是一种不完全的复式账法，是我国簿记由单式转变为复式的一种处于过渡阶段的账法。“三脚账”是在我国单式簿记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不完整的复式账法。它的账簿设置与单式簿记大体相同，通常采用“三账”的体系，“三脚账”把会计记录的重点放在“流水账（也称日清簿）方面。后来，有些商家又把这种“流水账”进一步细分为“货清簿”、“银清簿”和“往来簿”。“货清簿”用于记录商品的购进与销售事项；“银清簿”用于记录现金收付事项，而“往来簿”则专门用于登记往来转账事项。这些“账簿”和“三脚账”所采用的总清账，格式与单式簿记相同。账簿竖式登记，每张账页均划分为上下两个记账地位，上方称之为收方或来方，用于登记一切来账（也称收账），下方则称之为付方或去方，用于登记一切去账（也称付账），简称“上来（收）下去（付）”或“来高去矮”。此外，由草流向日流的平行转记和由日流向总清账中的归类转记，其基本做法与传统单式簿记完全相同。“三脚账”与传统单式簿记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对不同会计事项的处理方面。非现金交易的转账事项记录，需同时记入来账（即收账）与去账（即付账）两方，其余现银（也称现金）出纳及货物买卖账项，则仅记其一方。显然，其前一部分为复式会计记录，而后一部分则为单式会计记录，对于往来账项的处理大体遵循“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的记账规则，其原理与今天的借贷复式簿记相似。记账符号有的用“收付”，有的用“来去”，也有的用“出入”。例如赊销给张三商品一千元，这笔业务一方面需在兑货总簿的收方记录“销售收入来账银”一千元，另一方面需同时在“往来总簿”中的付方记录“张三去货欠款去账银一千元”。对于现金收付事项的处理，则只记录现金的对方，而现金方面则略去不记。例如：销售商品二千元，现金收讫无误，银已存入本店钱柜。这一账项只在兑货总簿中作一笔“收销售收入来账银二千元”就够了，对现金的去向便不再记录。这里又保留了传统单式簿记对账目的处理办法。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三脚账”虽然十分重视非现金交易的转账事项的处理，但并非不注意现金收付事项的记录。为了弥补现金收付事项仅记录现金的对方，而现金方面则省略不记这一不足之处，它采用了“流水结存”的方法。即每隔五日，或一旬、半月，通过“四柱结算法”的基本公式，在“流水账”上求计本期库存现金的结存数额，然后与实存数额相核对，凡账实相符，则加盖“结清”戳记，凡账实不相符，则立即追查原因，以明确其经济责任。每当“结账”和计算盈亏时，需将“流水结存”的数额，由“流水账”的收方，过入“总清账”的付方，以考核企业经营的成果。（二）三脚账的盈亏计算采用三脚账的行业，有半年结算一次盈亏的，有一年结算一次的，少数也有按月结算的。盈亏结算一般是在“誊清簿（即总清账）”上进行的。“誊清簿”的上方（即来账方面），包括业主投资（即资本）和本期外欠账项（俗称“除项”或“该项”，即负债）；下方（即去账方面），包括企业的各项财产（俗称“存项”，即资产），如库存商品、库存现金，以及其他资产等。这上下两方所记内容是根据“流水账”归类转记的，一般账项只需在“日清簿”与“誊清簿”之间进行平行转记，即来方转记于来方，去方转记于去方，但库存现金一项却必须反方向过账。因为通过“流水结存”法求得的本期现金账面结存之数在“流水账”的收方，而库存现金属于企业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过账时应记入“誊清簿”的付方。企业的盈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现金的结余方面。本期各项余额结算出来之后，便可以通过下列公式计算出本期盈亏数额；盈（亏）＝存项合计数（即资产合计数）－该项合计数（即负债＋资本合计数）存该相抵，如存项大于该项，表现为盈利，俗称“净彩”或“纯益”，反之，如该项大于存项，则表现为亏损，俗称“净损”或“纯损”。由于“三脚账”这种计算盈亏的办法，对于收入与费用、升溢与损失、损耗等盈亏计算要素未加区分，笼统地采用存该相抵的办法求计盈亏，故过去有人把它叫作“捞锅底账”。（三）三脚账的历史地位“三脚账”为中国簿记方法的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则它在对往来账项的处理方面采用了复式记录，从而加强了对非现金交易转账事项的管理；二则它部分地采用复式记录方法的实践经验，直接给后来“龙门账”和“四脚账”的创立以重要启示。“三脚账”采用双重会计记录符号，实行“收——来”、“付——去”，以前呼后应。这样做，不仅对于明确经济事项的性质，提高汇总核算和清查账目效率有着明显的作用，而且对于复式簿记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三脚账”对于资产与负债、资本三者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也为中国固有复式簿记平衡原理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三脚账”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它受到发展不充分的商品货币经济的束缚，使其在账项处理上有着很大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它毕竟是刚刚从单式簿记脱胎而来的一种账法，在很多方面免不了残存着旧式方法的痕迹，与科学的复式簿记原理相比，“三脚账”的差距还相当大，缺点也相当突出。“三脚账”缺乏科学的复式簿记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它既无科学的账簿组织建设和会计核算项目的分类，也无较为科学的盈亏计算方法与会计报告方法。只要非现金交易的转账事项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可以不必计较，这是“三脚账”记录者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三脚账”把单式会计记录与复式会计记录交织在一起处理，在账目登记时容易发生差错事故。不仅发生差错事故后难以查找，而且要想清查明白，还得费时费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三脚账”的缺点日渐显现，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得到提高。经济的发展对人们探索、创建新式账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固有的复式簿记——“龙门账”开始产生。关于“三脚账”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同见解。会计史学家郭道扬教授倾向于“三脚账”产生于明代这一说法。本文赞同这一观点。详情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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